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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力說:「不應該說共產黨屠殺、屠城,當年大家都矇查查。但如果是屠城,柴玲(六四學運領袖)怎能在六四凌晨平安離開?她是有心挑起暴動的,(如果屠城)呢條友第一個便被殺了!侯德健、封從德等人怎能慢慢離開?如果是屠城,4000 名學生全都死光了!」 

記得一位學生的母親曾跟我說過,其實六四的死亡人數,應該不是那麼多的。她當時在北京,畢業於清華。她說她的單位裏,死了一個人,那人卻不是示威學生,而是剛好進在天安門附近的街上,在家聽到聲音,八卦街上發生的事,一走到街上便被流彈射中要害,死了。就她所知,死亡人數,就數字本身來說,真的不算太多。 

我記得聽到的時候,我的回應是:「死的不是那麼多,也好,只是…死一個都太多了吧!」 

她也同意:「那當然。」 

馬力的說話內容是否不乎事實?也許是合乎事實的。老實說,中國超過十億人口,就算整個天安門的學生都死了,連中國人口的0.1%也不到,死的人不多吧? 

但…死亡人數多寡是重點嗎? 

敢問馬力,他的家庭人口多少?讓人殺他一個家人,也不是滅門,是不是不算慘? 

又試想,要是七一遊行時發生衝突,死了一個示威者,香港七百萬市民中,是否有人夠膽走出來,大庭廣眾的說:「只是死了一個人,沒有全殺了。」 

「屠城」或「屠殺」,即使真的誇張了,也只是文字上誇張了,在大家的心裏,死了十個和死了一百個,其實與屠殺沒太大分別。六四事件最令人痛心的,是本來可以和平解決的民主運動,最終用了武力解決。中國的民主,真的要拋頭顱、灑熱血。八九年的四至六月,全球的中國人都看著北京那不大不小的天安門,每天看新聞,捐錢的捐錢,親身上北京支持的也不少。到了五月底,電視台的劇集都播不了,即時新聞隨時播出,評論節目每天放送,香港的人,連小學生都在學校熱烈討論每天的進展。不用政府定調,大家的心底裏早有自己的認知。 

「六四」並不是在天安門發生的,而是在當代華人的眼睛裏、耳朵中、心底裏發生的。馬力想什麼,跟本不重要,我不想知道。現在重要的,是如何在經濟起飛的同時,讓民智和民主也一同起飛。至於「六四」,我還是那一句: 

「死一個都太多了!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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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果報有風月版,方向報也有,很多報紙都有,連學生報有情色版… 

編輯說他們是要讓大家更開放地討論「性」。香港確實是需要更開放地探討有關「性」,是探討,不是偷窺。香港人對「性」的認識,其實很貧乏:懂得性行為,卻不憧得性行為背後帶來的責任,性行為只是身體的行為;懂得外表的性感,卻不懂骨子裏的性感,性感就只是身上穿的布比較少而已;懂得「性」笑話,卻不懂「性」知識,只知看棟督笑聽到「性」笑話便興奮,而不知性病的傳播方式。 

學生報的情色版的內容,究竟是探討,還是偷窺? 

其實,如果他們大聲的說:「我們就是要做一版情色版,坊間的報刊全都有這一版,我們也要跟它們看齊!」這也不是不可以的,當然,學生報資金來源 – 眾中大學生 – 有權反對,有權要求「回水」。要知道,中大學生報的資金,不是各位編輯自己的。記得九十年代,中大出現一份小門報,就是抵抗學生報的非主流報刊,內容出位,用詞小門(粗口啦!),但這份小門報,是那幾位搞手自己一人一份錢搞出來的,沒人能說些什麼。你可以去告他們,說他們出版淫褻物品,但中大本身或中大學生都不能禁止他們出版,只能禁止自己伸手拿一份來看。 

可惜,學生報的編輯為自己定位太高,卻沒有真材實料,高不成低不就,要咸不夠咸,要學術不學術。 

或者,對現在的二年級生,我們真的不能要求太高。他們或許看過四仔,但要他們寫四仔,有難度;他們有看過學術文章/調查,但要他們寫一篇/做一個,非常有難度。 

中大要做的,不是發警告信,而應是給他們惡補,看他們想惡補寫四仔的文筆,還是學術研究的知識。中大教授,人才濟濟,無論前者或後者,都應該輕易能做到。做就要做到最好,要咸有咸,要學術有學術。

On the last sunday of April, I attended the 20th anniversary dinner of the studio I worked at. It’s actually opened by my old piano teacher and her partners. During the dinner, there’s a souvenir presesntation for ‘honoring’ the long-time service teachers who have taught in the studio for more than 10 years consecutively. 

The first teacher named was a lady in her…40s i think. Then the second one was me. 

Yes, me! Everyone was surprised upon hearing my name. I know i’ve taught in the studio for quite a long time but i didn’t realize that it’s been more than 10 years. 

The souvenir is a Royal Selangor tankard with “Joanna 1996″ engraved on. So, I started to teach in the studio since 1996. Time really flies… 

I’m getting old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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